摘 要：在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中，我们需要厘清若干基本问题。生态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问题涉及到生态美学的学理基础，生态美学是以生态世界观为哲学基础而建构起来的；生态美学的渊源问题涉及到生态美学的起源和学科归属，通过对生态美学渊源的追溯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美学在学科基础方面在于处理生态学和美学的关系；生态学作为科学，美学作为人文学科，两者结合如何形成合法性问题也是生态美学理论建构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生态整体作为一个大的生态圈，无法通过认知加以把握，通过审美的方式则可以把握这种生态整体性，生态整体性的审美思维模式与中国的古典的“空无”思维形成一种会通。
关键词：生态世界观；生态美学渊源；生态美学合法性；生态整体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研究”（18ZDA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友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从1987年鲍昌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将“文艺生态学”作为新的术语纳入到他所编撰的这部词典算起，我国学术界萌生的与“生态美学”相关的研究已经超过了三十年的历史。凑巧的是，在1988年，美国韩裔学者科欧·贾科苏（Jusuck Kou）就发表了以“生态美学”为标题的论文。由之，生态美学作为一种崭新的美学形态，已经成为世界美学话语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生态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引进介绍期，理论建设期和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初建三个时期[1]。2007年，国家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列入基本国策，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构想，生态美学作为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我们正在进行中的事业。学界认为：“生态美学研究迎来新机遇”[2]。生态美学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美学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建构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时机已经成熟。要建设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我们就需要对中西生态美学的理论资源进行梳理，我们要以西方生态美学的发展为参照，弄清楚西方生态美学生成的理论语境、理论资源和内在困境，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美学的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进行清理，从中获得启示，为建构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服务。
通过对西方生态美学理论资源及其问题的清理，我们发现，在当前的生态美学研究中，有以下四个核心问题值得认真的研究，这四个问题是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基础性问题。它们是：一、生态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问题；二，生态美学的渊源问题；三、生态美学的合法性问题；四、生态整体论问题。
一、生态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问题
生态美学的产生与西方生态世界观的形成密切相关。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整体的一种看法，“对世界整体的看法构成了对这个世界中具体事物看法的基础”，世界观直接影响到对这个世界中具体事物的看法，具体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还是分割断裂的，都与世界观问题密不可分，世界观是一整套严整的逻辑体系，“世界整体性质具体精致化为一套严整的理论”[3]生态美学是在生态世界观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以来，由于地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西方的一些学者把生态问题提升到世界观的角度来思考，从而建构了一种生态型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系统的整体，这个系统具有有机性和系统性特点，单个生命只有在这个系统中才能够获得有效性。在生态世界观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德国学者恩斯特?海克尔生态学概念的提出、欧美国家的浅层生态运动、挪威学者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理论、美国学者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黑暗生态学观点的提出对生态美学理论建构影响较大。
德国的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首先提出了“生态学”这一术语，1869年1月海克尔在耶拿大学哲学系所做的演讲中对“生态学”进行了界定：“我们通过‘生态学’一词来指涉这样一种学问：它涉及自然经济学的全部知识体系，包括动物及其有机环境之间的全部关联，即整个自然经济系统中动植物之间友好的与敌对的、直接的与间接的关联。一言以蔽之，生态学是一种研究达尔文进化论中作为生命体生存条件的复杂关联的学问。”[4]这句话就已经说明生态学是对生命有机体的研究，是一种对系统的整体性的有机生命体的研究，海克尔所提出的“生态学”概念，为生态美学的发展做了理论上和术语上的准备。它意味着西方世界观从之前的物质本体转向生命本体，西方哲学从之前关注物质实体转向关注生命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控制也越来越严重。能源消费、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公害”。美国作家莱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德内拉·梅多斯《增张的极限》对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描述和批判，特别是《寂静的春天》的出版使得美国颁布了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针对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来保护生态环境，它们的目标是“反对污染和资源消耗，其中心目标是保护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和财富”[5]。这是一种浅层的生态运动，它将人类的利益放在首位，在不侵害人类利益的情况下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
1967年，怀特（Lynn White Jr）发表了《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将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西方历史及其文化的原因，古希腊哲学的科学理性精神极其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是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从此开启了生态研究的人文向度。阿伦·奈斯于1973年在《探索》杂志上发表《浅生态学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一文，提出“深生态学”的重要概念。所谓“深生态学”，相对应的则是“浅生态学”，阿伦·奈斯在文中明确区分了浅生态学运动和深生态学运动。浅层生态学是一种环境保护政策，而深层生态学则在于提升人类的“生态智慧”，人类“生态智慧”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深生态学运动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奈斯分析后认为“深层生态学”具有以下七个主要特点：一，反对人处在环境中心，支持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二，生物圈平等原则。生态圈生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平等的。三，多样性和共生原则。多样性增强了生存的潜力，增加了新生活方式的机会，使生命形式丰富多彩。四，反等级态度。等级制度约束了自我实现的潜力。五，反对污染和资源消耗。深生态运动要担负起伦理责任，旗帜鲜明的反对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六，复杂却不混乱。生物圈中的有机体，其生活方式和相互作用，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因此要把它看作一个庞大的系统来考虑。七，区域自治和分散化。区域自治的加强有助于减少能源消耗，而减少决策层级链的环节则有助于加强区域自治。深生态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区域自我管理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自我满足。
阿伦·奈斯强调深层生态学运动的规范和趋势不是通过逻辑推演或归纳法从生态学中派生出来的，而是要确定一套生态原则的行为规范。他认为生态运动应该是生态哲学的，而不是生态学的，生态学是一种科学，而生态哲学则是一种人文学科，生态的危机科学是无法解决的，只能付诸于“生态智慧”的生态哲学方法。阿伦·奈斯认为在生态主义（浅层生态运动）的名义下，很多偏离深层运动的做法都得到了支持，一个是片面强调污染和资源消耗，另一个是忽略了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倾向于一种模糊的全球策略，但实际上地区差异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几年的政策。[6]
深层生态学是对浅层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驳，特别是对生态知识的超越。这里的“深”，指的是对人类意识中的深层“生态智慧”发掘出来，培养出具有生态意识的生态公民，从而达成人的自我实现的价值。奈斯认为，自我须经历“本我——社会自我——生态自我”三个阶段，在生态自我阶段人与自然之间实现和谐共生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然的“人化”，它不是通过物质实践——劳动来追求自然的人化，而是通过对人类意识的生态改造来追求人对自然的干预，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这是一种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路径。这种阐释路径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层面走向了精神生态层面的把握。要解决当今日益突出的生态危机，深层生态学给出的答案是塑造具有“生态意识”的人，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文主义的阐释方式，相对于浅层生态学的“人类利益”，深层生态学突出了“人的生态精神”的培养和陶冶，但是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把“人”作为生态世界观的核心，两者的基本思路还是将自然“人化”。
美国学者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认为，真正的深层生态学应该是他所称为的“黑暗生态学”。在《祛魅自然生态学——重思环境美学》一书组成的三篇文章中，莫顿认为，环境思维的主要障碍是自然本身的形象。生态作家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世界观，但他们对保护自然世界的热情使他们远离了崇敬的“自然”，这个问题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态灾难的征兆。他提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要有一个恰当的生态观，我们必须彻底放弃对自然的看法，恢复自然的本真样态。全书最重要的部分是第三章《祛魅自然生态学的假想》，莫顿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生态批评形式：“黑暗生态学”（Dark Ecology）[7]。在黑暗生态学看来，生态学要祛除人类加载在自然身上的无穷意义，要恢复自然的本真样态，自然不应该是作为人的一种审美幻想存在，而应该有自己的本真存在，黑暗生态学采用的祛魅自然的方法，将人类加载在自然身上的各种“魅”去掉，恢复自然本真，这在一定程度延续了环境美学家齐藤百合子、加德罗维奇和巴德的“以自然的方式欣赏自然”的自然欣赏模式，但是“黑暗生态学”肯定“怪诞”作为自然的本真样态，认为“自然的秽物”是自然世界的真实存有，自然并不是人类审视自身的“镜子”，不是“他者”，而具有自己的本性。莫顿批判“深层生态学”作为“生态智慧”（ecosophy）具有人本化的倾向，提倡“无自然的生态学”（ecology without nature）和“无环境主义的生态学”（ecology without environmentalism）。黑暗生态学（“Dark Ecology”）彻底的反思了环境美学的“人”对自然的介入，强调保持自然的本真和神秘性，要保持自然的本真样态，就必须消除人类加载给自然的意义和对自然本身的人工改造，强调要使自然“去中心化”和背景化，让自然远离人类的想象，如此自然才能成为“真正生态的”。
从生态学概念的提出，到浅层生态学，再到深层生态学，最后到黑暗生态学，生态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转移，这种转移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人的因素逐渐退却，而自然的因素在逐步上升，在浅层生态学中，人类利益居于中心地位，在深层生态学中，培养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成为其思考的重心，这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就是将“人”放在生态学的核心位置，而在黑暗生态学看来，要以“自然”为中心，承认自然的“污秽”，要使自然去“人”化，自然才能是真正“生态”的。西方生态世界观从“人”转移到“物”，意味着承认人不再是万物的中心，而是万物平等，自然与人一样具有生命的价值与权力。生态世界观的转变对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意义重大，生态美学的建构的理论依据从科学的生态学转向人文的“生态智慧”，再走向按照自然的方式建构生态美学，这是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理路。在不同生态世界观的指引下会形成不同的生态美学建构方式。以生态学为基础，建构了科学型的生态美学（比如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的生态美学）；以“人化”的深层生态学为基础，建立了生态存在论的生态美学（比如曾繁仁教授的生态美学自觉追求生态观、人文观和审美观的统一），蒂莫西·莫顿的黑暗生态学肯定自然的“怪诞”因素，保持自然的神秘性，这与西方当代环境美学中“以自然的方式欣赏自然”是一脉相承的。
二、生态美学溯源
上面分析了生态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它是生态美学得以产生的哲学基础，那么，生态美学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国内从事生态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认为，生态美学是中国的首创，国外没有相关生态美学的理论著述。
汝信和曾繁仁先生就认为生态美学是我国学术界的首创，生态美学研究在国际上是一个空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无论是从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来说都是巨大的[8]。这其实是由于语言的隔阂而造成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国际范围内来看，在标题中首次出现“生态美学”（ecological aesthetics）的文献是美国学者米克发表于1972年的《走向生态美学》一文[9]。这篇论文是米克出版的著作《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的第六章，题目就是“走向生态美学”。在文章中米克首先回顾了理论美学的历史，认为“艺术和自然”的论争一直主导着这段历史，美学理论在传统上就强调艺术创作和自然创造的分离。艺术被看作是人类灵魂“更高级的”或“精神化的”产品，不能和生物学中“低等的”或“动物”的世界相混同。无论把艺术看作非自然的，还是声称在艺术中看到人类精神对自然的超越，这两种观点都扭曲了自然和艺术的关系。
米克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使人们对生物进程有了进一步审视，并意识到人类中心论高估了人类精神性的同时了低估了生物复杂性，动植物和人类的关系比之前想象得更紧密。因此有哲学家们尝试从生物学知识的角度重新评估美学理论并产生美学概念的修正，生态美学的概念就呼之欲出。这一切表明，当艺术形式具有类似生物有机体的结构完整性时，才会表现出色，艺术作品也有自己的骨骼和生理机能，也有决定相应良好状态的内部平衡。米克认为这一思路是卓有成效的，有助于消除一直以来自然和艺术的错误对立。文中米克引用了古希腊神话中神创造人和动物生命的故事去论证在人类看来，野生动物比人类自身更具审美愉悦性，人类对美丑的概念是建立在自省的基础上的。
面对美学中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怎样区分美丑，标准又是从何而来等，米克认为美学理论如果在“美”的定义中融入自然的概念，以及借鉴部分当代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已经形成的自然和自然过程的概念则会使美学更加有效。米克还提倡打破人文和科学的界限，跨越科学和人文的鸿沟，因为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的研究，都在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去力证人类对视觉形式的审美愉悦取决于对形式生物完整性的感知，有机体的形象在自然或艺术中都是具有视觉美感的。在该文中米克也探讨了生态学和艺术的平衡，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和生态系统很相似，之所以给人以满足感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综合体验，把高度多样化的元素融入了一个平衡的整体。对生态系统来说高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是维持生态系统整体的必要条件。而从美学价值上说，人类对美的感觉也是日益满足于每一个前进阶段的演进多样性的。
米克认为美学和自然的生态概念之间的相似性能使二者互补，且能共同改变一直以来由于过分简单化地看待自然而造成自然美学不被重视的历史。米克从全新的角度把生态学看作是调和人文和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是一种全新而强大的现实模式，它阐释了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相互渗透性——人类和自己的作品都是世界生态圈的元素，而自然过程为人类思想和创造提供基本的形式[10]。米克这篇论文信息量极大，他一方面引入了生态学的概念改造美学的传统，将美学从艺术哲学中解救出来，另外通过自然与艺术的对比，将生态美学的研究的核心概念——生物多样性问题提了出来，并将生态美学看作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手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于1972年，与赫伯恩开启环境美学开端的名文《当代美学及其对自然美的忽视》相隔了六年，表面上看米克的文章似乎是一篇有别于环境美学的“生态美学”论文，但是文章中称一些哲学家“试图根据生物学知识重新评审审美理论”，并重构审美理论，通过艺术美与自然美的比较来建构其“生态美学”形态，因此，他并没有超出赫伯恩、卡尔松等环境美学的理论框架，因此，加拿大学者卡尔森认为，真正担当“生态美学之父”殊荣的应该是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利奥波德在1949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沙乡年鉴》，如果利奥波德是生态美学之父，那么，生态美学的诞生年份需要推演到1949年《沙乡年鉴》的出版[11]。利奥波德倡导的生态整体思想为生态美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利奥波德特别强调“荒野”价值和大地伦理问题。首先，利奥波德认为荒野不仅具有娱乐价值，还具有生态学价值、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荒野是一种只会减少而不能增加的资源，人类要承担起保护荒野原样存在的义务并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利奥波德在大地伦理学中探讨了审美与伦理学的关系。他认为人类在对待生态环境时要做“有助于维持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事情，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美”成为生命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征，人类有伦理责任维护大地之“美”。再次，利奥波德的生态美学扩大了审美对象的范围，认为一切自然环境都可以成为审美对象并提倡审美活动时多种感官的综合参与。最后，利奥波德探讨了审美与生态学、生物学知识的关系，他认为科学知识可以改变和强化人们的感知，但也并不能保证正确地欣赏大地之美，因为人对大地的热爱才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利奥波德还提出了生态观教育，即教育应该培养公民的生态意识，树立他们的生态整体观念，在欣赏自然的同时，获得生态审美的愉悦感。利奥波德的生态美学在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评价为“一种新的自然美学，是第一个建立在生态和自然演化史知识上的自然美学”[12]。这种新型的自然美学其实就是生态美学，利奥波德在书中论述了美学与生态学的关系、生态审美问题，以及生态审美教育问题，但他本人却将自己的美学称为“保护美学”（conservation esthetic）而不是生态美学。但是从精神实质来看，利奥波德的美学具有了生态美学的精髓。利奥波德与米克的共同倾向都是将生态学观念和知识运用到美学之中，其关键问题都是在处理生态学与美学的关系问题，可以视为西方生态美学的渊源。
如果说西方生态美学在建构的初期始终强调生态学知识在美学理论建构中的作用，并没有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严格的区分开来，那么，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设者并没有将生态知识作为一个严格的要素加入到生态美学的理论架构之中，中国生态美学家习惯从生态哲学的思维范式出发，从生态哲学直接推演出生态美学，这可能与中国美学的学科归属有很大的关系，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从哲学到美学是一个言之成理的演进过程，德国学者汉斯.萨克斯的《生态哲学》（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文韬、佩云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该著提出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一直是中国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核心观念）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成为中国生态美学理论建设者首要的理论资源，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等成为中国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核心命题，这与中国生态美学建设者所面临的学术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即面对实践美学的“人化自然”的理论难题，从实践的层面上难以解决自然美的难题，而生态美学理论建设者则依从生态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奈斯的深层生态学观点）“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出发，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学理念，这是一种哲学反思层面的生态美学建构范式，与西方从生态知识学出发的建构方式迥然不同。
三、生态美学的合法性问题
前面从词源学和内在精神实质方面追溯了生态美学的渊源，其实真正将生态学知识与美学进行连接的是美籍韩裔学者科欧. 贾科苏。他在《生态美学》一文中，分析了传统的以“形式”为核心的景观美学、现象学美学和生态美学之间的区分，认为生态美学的基础是生态设计论和创造论，并提出了生态美学的三条基本原则：包容性统一原则、动态平衡原则和补足性原则，包容性统一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生态场域，生态设计要关注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动态平衡是对传统形式主义以“如画”原则为核心的景观美学的超越，景观美学是一种静态的平衡原则，强调的是一种“静观”，而生态美学的动态平衡则强调生态设计及其设计过程的“不对称”，“不平衡”，“动态平衡原则要求设计师将重心从传统的形式顺序转移到过程的顺序上”，“动态平衡原则指的是创造过程中产生的质的不对称性和审美形式的不对称性，因此这一原则将西方静态、形式平衡与东方美学的动态、质的平衡结合起来”，互补性原则即反映了世界的整体观，即主体和客体，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割性，又反应了创造力的整合性，将创造的意识和无意识整合起来，同时也整合了西方的形式美学和东方的否定论美学[13]。贾科苏的生态美学具有了非常强烈的生态学色彩，但是将生态学这门科学与美学这门人文学科融合起来形成的生态美学有没有合法性呢？
在这方面，西方学界的生态友好型美学就试图解决了这一理论难题。解决方式，简而言之就是试图发掘生态学与美学的内在关联，将生态学的知识作为一种理论语境，通过提高生态审美感受力来建构生态友好型的美学，将生态学知识作为一种语境因素而不是科学知识，从而解决了生态美学的合法性问题。
1995年，美国学者戈比斯特（Paul H Gobster）发表了《利奥波德的生态美学——整合审美价值与生物多样性价值》[14]一文，试图将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联系起来。该文的思路是讨论传统审美偏好制约下的审美价值与包括生物多样性价值在内的生态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解决途径。作者认为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引起非商业价值的扩展，新的林业和生态管理策略应运而生来应对公众对生态多样性的关注，但是在管理多种非商品价值如生物多样性和美学中的潜在冲突却几乎没有提及。作者用三个实例来证明非商品价值之间的冲突，从而表达了健康多样化的森林在美学上未必总是令人愉悦的这一矛盾，认为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实践可能和提升视觉品质或减轻森林砍伐视觉影响的做法相抵触，作者认为要解决这一矛盾，把森林美学的目标更成功地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相融合，需要森林的管理者开拓自己在森林景观美学方面的思路。
在文中，作者论述了影响深远的风景美学和利奥波德的生态美学的本质区别：前者对审美愉悦的追求是初级的，仅仅从欣赏风景中获得而不关乎其生态完整性，而后者的愉悦感是来自景观并知晓它是生态“健康的”，是生态整体的一部分。人和景观的互动和结果是生态美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作者高度评价了利奥波德的生态美学对解决风景审美和生物多样性价值冲突方面的指导和启示，也提出了自己把生态思想和森林美学的规划、项目发展和管理有机融合的建议。这些可能的途径包括了拓展风景长廊项目的概念、把背景因素融入生态管理、展示一种显著经验性的特质、通过生态设计来展示生态美、为理解可持续的森林生态系统实践提供信息、帮助公众更深度地理解和感受生态美等等。戈比斯特还强调体验——即人们用心灵和感情去理解、欣赏并最终有目的地落实在环境上，是生态美学的核心要素，也是使用和接受可持续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关键因素。在这篇文章中，“生态美”虽然提出，但对他的进一步论证还没有体现。
两位美学学者于2001年合编了一本论文集《森林与景观——将生态学、可持续性与美学联结起来》[15]，该论文集的作者来自加拿大、美国和英国。书中除了回顾利奥波德提出的生态美学的发展状况和日后的发展前景之外，主要认为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平衡与生态美景、大众的审美偏好之间的矛盾并非像想象中一样不可协调。如果能更加全面地解读审美在景观规划，在构想、衡量及解决相关问题方面表现出来的内容，或许能为处理审美和可持续性生态价值之间的已知冲突提供一个新思路。首先作者认为应该避免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在更为宽泛和多元价值框架内减少审美和可持续性的矛盾和冲突，这需要考虑到这些多元价值观各自的合理性，发掘它们各自有利的因素，并将它们整合到一起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
作者呼吁通过增加对话和沟通，并避开个人偏好的美学评价方法，真正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客观处理森林景观方面的问题。该书同时认为，森林资源管理必须既考虑林木采伐管理计划的各种审美后果，又考虑公众对于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可持续之感知。文中作者认为联结可持续性生态价值和美学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这或可引领可持续的森林管理模式在美学维度上的一次新变革。2007年，戈比斯特等四位美国学者联合发表了论文《共享的静观——美学与生态学有什么关系？》[16]，这篇文章探讨美学与生态学的关系以及生态美学的可能性。作者认为美学在理解和影响景观变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美学和生态学之间是对立还是互补的关系将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景观。从景观的角度考虑，美学和生态学在很多方面存在关联和互动，美学有助于预测景观改变以及其对环境的冲击，比如审美体验能促进景观的改变，景观可感知的审美价值能影响人们对生态质量的关注等。另外，就审美体验与生态功能的分离这个美学和生态学论战的中心问题上，作者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法，赞同拓宽景观美学的范围以显示生态进程的合作理念，同时也探讨了在景观审美偏好与生态目标发生冲突时，前者能否从实践和伦理的角度做出改变，以及有利于生态健康的景观能否从满足审美偏好的角度来设计等。作者用景观中人和环境的互动模式来阐明美学和生态学的关系，认为景观模式在人类感知的范围内提供了生态信息，景观感知和知识在审美体验中扮演重要角色。景观的生态学价值在于它能给懂得欣赏生态现象的人以愉悦感等，但是作者没有对从生态学价值的认可衍生出的愉悦感是否是审美体验这一美学和生态学争论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作者还强调了气氛这一因素对人们景观审美体验的影响，气氛会唤起不同类型的体验，因此为不同的景观和情境设定不同类型的审美体验可能是解决美学-生态的一条途径。
在本文中作者探索了怎样通过景观计划、景观设计以及景观管理等方面来建立美学和生态学的理想关系，其生态—美学的概念模式因为强调了生态学与美学的关联，这种立场的美学又被称为“生态友好型美学”（Eco-Friendly Aesthetics）。美国学者林托特2006年就发表了《走向生态友好型美学》一文[17]。
作者建议环保主义者破除自然界的神话和误解而使个人趋于生态友好，通过真正了解自然、祛除对自然的恐惧以及了解基于何种背景，自然才会变得友好，人们可以逐渐审美地欣赏原来似乎不可能欣赏的自然。林托特认为审美吸引力对环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工具，其潜力是远超科学教育的，因此对生态友好的追求是必须且必要的。对生态友好型美学的研究应该融入到共同致力与保护大自然的行动之中。
生态美学的合法性问题，从学科构成上集中反映在生态学和美学的兼容性问题。从生态学的视角切入美学，就是生态世界观怎样在美学中实现的问题；从美学视角切入生态学，就是如何在践行生态世界观时，并不排斥隶属于感性范畴的主体的体验性和想象性介入，亦即合乎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内在规定性和相应的学术规范的问题。简言之，就是如何把理性的生态世界观和感性的审美鉴赏有机融合在一起的问题。因此，就要深化生态美学作为一门美学学科的自身理论的思考，避免出现有“生态”无“美学”的尴尬局面。对此，柏林特认为：“生态学的最佳用途是作为一种隐喻来描述环境审美体验的整体主义和语境性特征。”进而指出：“当科学知识使我们对我们的环境交往具有更强的感知力时，它就是与审美相关的，而且能够提高我们的欣赏感受。当生态学或其他科学信息通过拓展我们的知觉意识及其敏锐度来提高我们对自然的知性欣赏和赞美时，它所提供的就是具备审美意义的认知价值。”[18]毫无疑问，在柏林特看来，生态学所提供的生态知识，仅仅在提高人的“审美感受力”上起作用，此种意义上讲，生态学对于生态世界观的建构所起的作用，要通过审美体验才能实现，它只是起到“语境性”的作用，而不是直接其作用。这就有力的规避了，在生态学和美学发生学科交叉时，美学因为生态学的掣肘泛化为科学，从而失却了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学科规定性问题。
四、关于生态整体论的研究
生态美学得以成立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生态整体论世界观的确立，生态整体世界观是一种区别于“实体”本体论的世界观，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系统的生态整体，这一整体是相互联系而不能分割。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生态现象学方法和贝特森的心智生态学等都属于对生态整体论进行研究的学说。
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诗意栖居”、“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等成为生态整体论哲学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存在论生态哲学所遵循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现象学方法。只有从生态现象学与生态存在论哲学的崭新视角才能理解生态美学。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建立人与自然须臾难离的“此在与世界”在世模式，创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生态世界观，呼唤解决生态危机的“诗意栖居”。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是生态现象学的新发展，梅勒进一步的挖掘了生态现象学的方法，走向学科化的生态现象学。[19]
如果说上面谈及的生态存在论哲学和生态现象学方法还是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论及生态整体论，并没有论及生态整体审美论的精神实质，那么，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生态整体论则从生态认知的视角解决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问题，从而将生态整体论问题落实到了生态领域。贝特森认为，生态恶化的内在威胁是认识论的错误，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构成生态恶化的根源。生态学作为科学的局限性也恰恰反应在这里，它通过量化方法来控制和管理自然的思想，非但对拯救生态危机于事无补，而且因其控制自然的思想以量化手段的实施，成为生态困境进一步加剧的直接推手。基于此，贝特森从生态学的局限性入手，通过美学的出场，形成与生态学的互补之势，并引入西方现代科学的理论成果“三论”（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形成了他的递归认识论——一种旨在克服人类与自然的割裂状态的整体主义认识论。递归认识论将人类生态系统看成一个自反性的恒温器（reflexive thermostat），恒温器构成一种关于人类持续生存的递归式模型，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人类生活在一个递归性的世界中，只有在递归性的因果联系下“靠自己生活”（live upon themselves），才能使生存跨越时间的长河而走向持续生存，而在此过程中，生态系统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回到其出发的原点，完成一个递归过程[20]。递归认识论构成贝特森生态整体论的理论核心，而美学对生态学的介入与修正，构成生态整体论的关键环节。贝特森晚年对生态美学的提出则是其考量生态整体论的直接结果。在贝特森看来，生态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而美学才能洞见生态整体。他提出生态美学的核心就在于解决生态整体性问题，生态美学是自然而然提出的，原因在于，贝特森认为生态学有理论局限性，需要美学对其矫正和平衡，必须用美学和生态学发生学科交叉，在美学与生态学的交叉的界面上，思考所有的问题。生态学知识只能解决局部的生态危机问题，而生态系统的危机只能通过生态美学加以解决。张法通过对贝特森的生态美学研究后认为：“生态系统具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具体时空中的生态系统，可以用生态学的知识来加以把握，二是与具体时空中的生态系统紧密相连的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生态系统。”[21]在具体时空中的生态系统，我们可以通过生态学的知识加以理性的干预，建立一种新型的审美感知模式，即建构一种生态美学范式来解决局部的生态危机问题，但是这种范式还是一种实体型的审美范式，它无法解决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问题，贝特森则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审美对总体性的一瞥，能够在无意识当中认识到事物的总体[22]。张法认为，贝特森的这一观点说明了审美可以把握生态整体，这种把握的方式在通过无意识领域中实现的，“涉及隐喻、诗歌、意象和想象”[23]，这样，生态整体论才能从世界观的角度落实到审美观的视野。而正是这种生态整体论的审美观，“让西方生态型美学与非西方的美学比如中国古代美学，会通了起来”[24]，即西方生态美学的整体性思维与中国古代美学的“空无”思维有了会通的可能性，即通过“实”来思维“虚”，在对眼前生态实景的审美欣赏中体悟到宇宙之美、生态圈之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等就构成了贝特森生态整理审美可以比拟的范式。
上面分析了生态美学理论建构中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西方生态美学作为中国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他者”和资源，是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坐标系。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必须建立在中西生态美学理解与对话的基础之上，生态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问题，生态美学的渊源问题，生态美学合法性问题及其生态整体论问题也是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西方生态美学发展给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参照，如何在借鉴西方生态美学理论原则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体系，是摆在我们每一个美学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理论难题，我也将在《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一文中予以撰述。
参考文献：
[1] 有关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历程，我在《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中有着非常详细的描述，参见《中州学刊》2018年第11期。
[2]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7日以此为题目发表述评，认为新时代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为我国生态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与广阔前景。
[3]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4] Stauffer, Robert C. Haeckel Darwin, and Ecology.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32(1957:2), pp. 138-144. 转引自曾繁仁：《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5][6] Arne, Naess.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 A Summary. Inquiry 16(1973:1), pp. 95-100.
[7] Morton, Timothy. Ecology without Nature: 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81.
[8] 曾繁仁在《论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汝信在给曾繁仁先生专著《转型期的中国美学》所写的序言中均提及生态美学是我国的首创。刘成纪在《生态美学的理论危机与再造路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对这种首创论及其中西生态美学的差异进行了论述，认为由于语言的隔阂，西方生态美学先于中国生态美学而产生，但是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并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而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创新性。
[9] Meeker, J. W. 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2, p119.
[10] Meeker, J. W. 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2, pp. 119-131.
[11] Leopold, Aldo.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 Callicott, John Baird. Leopold’s Land Aesthetics.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38(1983), pp. 329-332.
[13] Koh, J. An Ecological Aesthetic. Landscape Journal 7 (1988), pp. 177–191.
[14]【美】阿诺德·柏林特：《生态美学的几点问题》，李素杰译，《东岳论丛》2016年第4期。
[15] Gobster, Paul H. Aldo Leopold’ s Ecological Esthetic: Integrating Esthetic and Biodiversity Values. Journal of Forestry, 93(1995:2).
[16] Sheppard, S.R.J. and H.W. Harshaw, Eds. Forests and Landscapes: Linking Ecology, Sustainability and Aesthetics. New York: CABI Publishing, 2001.
[17] Paul H. Gobster, Joan I. Nassauer, Terry C. Daniel and Gary Fry. The Shared Landscape: What Does Aesthetics Have to Do With Ecology? Landscape Ecology 22(2007:7), pp. 959–972.
[18] Lintott, Sheila. Toward Eco-Friendly Aesthetics. Environmental Ethics 28(2006), pp. 57-76.
[19] 曾繁仁教授对生态整体论的分析主要是从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和现象学方法入手进行分析的。
[20] Harries-Jones, P. A Recursive Vision: Ec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Gregory Bates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5, p80.
[21][24]张法：《西方当代美学的全球化面向（1960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112页。
[22][23]李庆本主编：《国外生态美学读本》，长春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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